近日，在接受韩国《朝鲜日报》的采访时，国安外援姜祥佑谈到了刚刚辞职的主帅谢峰：

“输给武汉三镇后的第二天，主教练就要离开球队了。在我看来，他的辞职我也有一定的责任，他引进了我，我却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”。

“那天早晨，我去教练的房间致歉，一打开房门看见教练的脸，我顿时就泪流满面，当时我向他说着‘对不起’，哭了很多。在中国，他们对于韩国球员的印象普遍很好，但我有点沮丧，因为我似乎没有带来很好的表现”。

……

其一，韩国外援姜祥佑很有那种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精神——他认为是谢峰引进了他，但自己却未能帮助国安取得好成绩，现在主帅还下课了，所以他非常自责，感觉很沮丧。

其二，外援姜祥佑甚至在致歉时还泪流满面，这其实就是他很有“羞耻心”的表现了！

虽然国安的成绩不佳，其实并非他一人的原因，但姜祥佑仍自责到“泪流满面”，不得不说，像我们的邻居韩日，蕴藏着一种极为强烈的“耻感文化”。

韩国人的这种“耻感文化”，可以追溯到其所受到很大影响的日本“耻文化”，而日韩的这种“耻文化”，其实是同根同源于中国的“仁爱”文化思想，不过是在传到日本后，被其从最高处的“仁爱”之境界，给拉低档次到了“耻文化”而已。

当然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“仁爱文化”，更像是一种极为理想化的追求境界，这跟相信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一脉相承，但在现实中很难得到完美体现和落实——因为，这与自私的人类之天性有着天然的抵牾，而世界上现实的文化思想中，其实大多属于以下两类：

一是西方思想中的“罪感文化”，其利用宗教为人类的罪感而祈祷，其核心是“赎罪”，即以内心的坦白、认错和内疚，来减轻人们的道德负罪感。

二是以日韩为代表的“耻感文化”，其核心是“羞耻”。在美国知名女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著《菊与刀》中，她就极为经典地论述和总结了日本文化中的这种“耻感文化”。

“耻感文化”中的日本人，其主要在意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，主要因外界的眼光、批评与舆论压力而有了耻辱感，但并非内心的认错与赎罪。

所以，日本文化这一文化中的人们，虽很有羞耻心，但却极为缺少对“罪恶感”的认知与反省！这也说明，西方的“罪感文化”是以自律性为特征，而日韩的“耻感文化”里，则是以他律性为特征。

不过，“耻感文化”亦有其优点，那就是一个人极为在意外界的观感与评价，就会产生中国人所言的“知耻而后勇”之结果——这种思维置之于足球文化中，我们或可以看到，在中国足球圈中，却极难看到那种会为了比赛表现不好，而向辞职主帅致歉，且竟然泪流满面的事发生了。

对于日韩的“耻感文化”，我们应理性看待和学习——像其中极端表现的“会为了羞耻而自绝于人世”，当然并不可取。但是在意外界和社会的看法与评价，会在他律的推动下，促进自律性的产生，这显然是值得学习的积极性一面。

我们说中国球员缺乏“耻辱心、廉耻心”，可以试举一个同为国安球员的例子——他就是国足主力张玉宁！

在12强赛上，中国队早早地无法出线后，张玉宁曾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长文，怒怼球迷的批评——虽然一些球迷的说法或不符事实，或并不理性，但是张玉宁却在文章中如此称：

“世预赛正式结束了，有人想要我总结一下，我要说，我为所有的国家队员献上我的赞美，包括我自己。这么长时间以来辛苦你们了。玉宁一生不会忘记这些日子的点点滴滴。当大家扛着、沉默的时候，我们中谁的心不在流泪。将来我会指着全家福上每个人的脸庞告诉我的孩子，你们的名字，和我们所经历的……”

如果对比一下国足的糟糕成绩——特别是大年初一时，竟60年来首次惨败在越南队脚下，张玉宁还能说出这种“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”的话来，这要是搁在日韩，会是怎样的结果呢？

要知道， 上届世界杯上，韩国队战胜了世界杯冠军德国队，可在回国下飞机时，仍被韩国球迷扔了臭鸡蛋啊！

因此说，中国足球人从韩国外援姜祥佑这种有着强烈的“耻辱心”之表现上，理应多些此类“知耻”的认知，才会有“而后勇”的改进与提升——当然，这同样可以从足球领域，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！【原创评论：瑜说还休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