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月20日讯 中超“金元足球”时代中超国内球员年薪动辄突破千万。然而据《体坛周报》报道，目前中超基本已经没有球队能给国内球员开出每年税前500万元这一顶薪。

走出正月，根据往年的时间表，本应是转会接近收官，但按计划，今天才是中超、中甲、中乙三级联赛转会窗开启日。顺理成章的，市场上的成交量寥寥无几，但今年冬季转会窗，恰逢不少重量级球员合同到期。不过，除了童磊、方昊等人早早敲定下家，大部分自由球员或选择续约，或还处在寻觅状态中。目前来看，中超转会市场的高潮，很可能会像往年那样待关窗前的最后几十个小时发生。

试训一词，在早年间的甲A非常普遍，而现如今，又逐渐成为主流。比如在最早一批的集训球队中，山东泰山就迎来不少试训者，这里面既包括前国奥中场胡靖航，还有去年广州队主力守门员刘世博。而另一支老牌劲旅北京国安在喜迎李可回归的同时，也是赋予后者“试训球员”的身份。

为何试训球员层出不穷？一方面在于增多粥少，毕竟今年中超虽维持同时报名35人的规模，但由于将U21名额由3个增加到5个，再算上5名外援的标配，实际上留给21岁以上本土球员的空间只有25人。所以在开启转会前，像海港、大连和天津等队都率先展开局部清洗行动。而国安主帅斯坦利更是放出话来，“新赛季只会为每个位置预留出2个名额。”因此，涉及到各队内部的位置竞争，自然要比往年激烈好几倍。在大环境相对低迷、各俱乐部囊中羞涩的今天，就会出现大批自由球员试训的场景。上赛季的大连人，当谢晖接手球队后，就一度有朱挺、闫相闯等15名球员通过试训接受考察。

试训球员增多的另一个背景，是整个市场的消沉，而这又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。首先在诸如泰山、海港等大球队，有合同者自然不愿挪地，亟待续约者也想方设法留队，这就出现诸如买提江、于睿等人跟队训练的一幕。而在一些中小球队因为之前产生欠薪，但在未予结清之际，大多数人不愿以白条换自由身证明离队，于是这又造成了一种“死循环”：为了要回所有欠薪，不得不以低价续约，然后，又要面临着继续被欠薪的风险。而当市场一旦死水一潭，转会交易量必然是有所下降，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，试训现象也就非常普遍。

所以，在目前已敲定的几笔转会中，或是球员本身比较年轻，未来上升空间很大，如童磊、方昊等，或是球员所属球队已经解散，包括濒临解散危机者，例如前武汉长江球员许东。

在全面回归主客场的大背景下，各中超队2023年的首要任务，是回归到市场。但受限于过去3年赛会制的影响，绝大多数俱乐部基本没有收入。因此，有很多俱乐部是本着通过准入的原则，在还款谈判中开出“打折方案”，最著名的便是申花。包括在上赛季，大连人也是为降低运营成本，在联赛进行中拿出了类似方案。而在最近几天，刚集结不久的河南嵩山龙门，也是仿效此方式与队员展开谈判。

如果说在2020年、2021年，只是某几家球队充当个例的话，现在，当有近一半球队靠此方式降低成本时，中超整体的薪资规模必然全面下降。于是在今年转会窗开启前，虽然足协不再提及降薪，但基本已没有球队愿为内援开出税前500万的顶薪，甚至某北方球队今年制定预算时，为一线队本土球员设定的顶薪标准，只有税前150万元。而像去年表现不错的浙江队，更是采取“底薪+出场率+球队绩效+个人绩效+国字号比赛数据”等一套复杂方式谈判新合同，诸强精打细算之风格是可见一斑。

今年，除部分自由身球员的去向值得关注，在刚降级的广州、河北和武汉长江阵中，也有不少实力派。但由于武汉长江和河北或是宣布解散，或是亟待解散，相对而言，这两家的球员流动比较自由。但广州队当中的几位“香饽饽”，则一直是杳无声息，如韦世豪、严鼎皓和张修维等。

这其中，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与广州队还有合同在身。不同于吴少聪留洋可以免费放人，目前，广州队对这些球员的态度，还是要收取一定数额的转会费，以便将来还清所欠薪水。而这就进入到另一种死循环：如果不转会，就没有收入；如果没收入，就又有可能被欠薪。不过，有知情人士分析称，毕竟现在距离关窗还有两个多月，在寻求离队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，最终还是要看三方在条件上的取舍程度。特别是在薪资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，城市规模、当地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，反而成为很多球员更在意的因素。所以，真正的大交易很可能还要等到3月底甚至4月初。